大家｜黄达：从广灵到束鹿（上）｜忆旧记年Ⅱ（九）

编者按

《IMI财经观察》在每周末带您聆听名家解读中外金融的发展兴替和制度演变，在史海钩沉之中领略大金融的魅力！本期奉上最新连载《忆旧记年II》，是中国金融学的主要奠基人黄达教授所撰写的回忆录。

黄达，1927年生于天津，先后在华北联合大学（1947-1948）、华北大学（1948-1950）和中国人民大学（1950-）工作，是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届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原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及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科评议组召集人。现为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校务委员会名誉主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顾问，中国金融学会名誉会长。先后获得第二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1986）、首届“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2011年）、第六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2013）以及第三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2014），并多次获得国家级优秀科研（教学）成果奖和优秀教材奖。

以下为节选全文：

“

从广灵到束鹿（上）

在国共之间战争不可避免的大局下，华北联合大学要到哪里落脚？

在同学之间，不少人，我也在内，以青春浪漫的情怀希望回太行山，回抗日战争中学校的老驻地，回老学长们曾经学习、战斗过的阜平。

到广灵后，先是传出消息，不会回阜平。如此决定的考虑是，老区是贫困山区，难以支持一个大学办学。后来，可能是离开广灵之后，才得知，要转移到冀中平原的一个相对安全的地点。像我这样的留校生，是快到目的地时，才知道目的地的具体地名——冀中平原的束鹿县。束鹿，处于津沪线与平汉线两条铁路线之间的德石铁路线上，处于德石线两端的德州与石家庄之间。德州和石家庄,在那时已经是国民党军队的孤立据点，而德石线已被全面破坏，孤立据点里的国民党军队不太可能机动到束鹿。

从广灵转移到束鹿，我只记得是深秋季节，天气已经很凉。是徒步行军，走了很久很久。《中国人民大学纪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的记载，是从1946年10月20日至11月18日-19日，即一个月左右。全程可分三段：从广灵转移至灵丘；从灵丘向东南，走出太行山，穿过平汉路；进入平原，曲曲折折地走向东南方向的目的地。经过的地点，我大部分忘记了。那时同在政治学院的高庆永同志写过《华北联合大学生活回忆》一文，有记载。有的地方记载的好像不那么准确。对照地图，大略是经过：灵丘、涞源、完县（现在已经更名为顺平）、唐县、望都、博野、安国、深泽和深县。

当毕业分配的同学离开学校，一两天内，颇感冷清。好在学校要立即转移，也无暇多愁善感。

开始是从广灵向南，具体目标是太行山的腹地灵丘。

行军开始，我们进入广灵境内的大川，这是一片富庶地区。大概是出发的第一天或第二天，在一家大烧锅——酒作坊——寄宿。有两件事印象极其深刻。其一，是看到在一间室温很高的厂房里，有一二十个十岁上下全身脱得精光的小男孩，围成一个非常规整的圆圈，每人脚底下有一块像白色方砖却颇有弹性的东西。他们在声音不高的号子下，在这个物件上，用光光的小脚丫踩个十来下；然后同时向后面退下，并用小脚丫把这个白方块在原地翻过来，再上去踩个十来下；然后再向后面退下并随即用小脚丫把这个白色方块踢到下一个小伙伴的脚前方。这个白色小方块转移的过程，在时间上是那么精准同步，在力度和方向上又非常精准地恰恰踢到下一个小伙伴的脚前。于是再一个新的循环毫无停顿地继续。打听，这个像白色小方砖的东西是酒曲，它必须经过反复地蹂踩才能进入下一道酿酒工序。理智上我们认识这是童工，但他们是怎样受剥削的，一时也分析不清。或许当时更多地是欣赏这个十分有节奏的劳动过程；不管有没有剥削，这里充分展现了劳动协作的美。

其二，就在这个烧锅，吃了一顿饭。那是在一口大铁锅里做的饭。掀开锅盖，在竹篦子上是已经蒸熟了的莜麦面空心面卷（好像叫窝窝，不知怎么缘由，我一直叫它“猫耳朵”）和饸饹。把篦子提开，是一锅汤菜。炖的主要是茄子和土豆。虽然没有肉，但炖得极香，特别是水煮茄子，不仅炖烂了，而且没有一点苦味。每人一个大碗，盛上大半碗汤菜，夹上莜面窝窝和饸饹，拌着汤菜吃。做饭的烧锅伙计说，他们平时也吃这样的饭。是否是这样，无从对证。但这顿香喷喷的饭却令我记住了一辈子。

这里确实是太行山里的富裕之乡，与七八月份土改的万全县安庄屯相当。但这样的富裕之乡，在全国不知占多大比例？

进入灵丘，这时已经明确最后目的地是冀中。要长途行军，并要穿过平汉铁路。穿过铁路线，这是有被国民党势力袭击的危险性的。于是在灵丘要停留几天，做进一步长途行军的准备。所谓准备，当然首先是思想准备，对于长途行军的艰苦性要大家做充分的估计。其次是做保密的准备：华北联合大学对外更名为“平原宣教团”，各学院如何称呼记不得了。而更具体的是要求再次“轻装”。

在广灵出发的前夕，已做过一次轻装，只是不记得每个人可以携带的全部行李的最高重量是如何限定的。在灵丘的轻装标准，还记得很清楚：同学每人可携带的全部行装不得超过11斤（5.5千克）；干部，不得超过15斤（7.5千克），研究生的携带标准比照干部。对于携带行装的标准，学院掌握得十分严格，是带着秤，一个人一个人地检查。其所以要求严格轻装，是因为沿途不许再丢弃任何东西——丢弃的任何物件，都会使敌人获得追踪的重要线索。

灵丘，这里的农民，比起我在这一年从春天到秋天经过的任何农村，平西的涧沟、张北的安庄屯和广灵的西石门，都要贫困得多。春天，进入西山涧沟村的印象是，所有人的衣着都很破旧，衣服上到处是补丁摞补丁，有的老人在春寒犹劲的时候就已经光起膀子。而这里人的衣着，比涧沟更差，小孩、妇女多衣不遮体。大家轻装下来的衣服，实际也是相当破旧的衣服，送给老乡，老乡都非常珍视。为了表示感谢，他们往往会“烀”一锅土豆招待我们。每个土豆切成两半，转圈贴在锅底儿烧着开水的铁锅上叫烀；烀熟的土豆，没有盐蘸，更没有糖蘸，但对于我们，已经是实实在在的享受。至于老百姓，土豆实际是他们的主食。太行山主要的农作物是谷子，说粮食，主要是指小米。平时，这里的老百姓至多是用小米煮点稀稀的粥，稠粥那是重要的日子才舍得煮的。

在我住的村子里，一天，突然有人叫我，说我的大姐黄芸随晋察冀公安管理处转移，路经本村，知道华北联大也在这里，正在找我。此前，和大姐的最后见面可能是在7月份下乡参加土地改革之前。在各个单位分散撤出张家口并分散转移的情况下，竟然能在这里见面，真是喜出望外。她问我，记得我进根据地时带有一件黑布的长衫，还有没有？那时，我的小外甥刚刚出生，特别需要棉布。幸好，这件长衫还没有轻装，拿出来给她，她特别高兴。我们姐弟的再次见面，约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即三年多之后。

从灵丘出发，学校的各个学院分别独立行动。其实从撤出张家口，从广灵出发，各个学院的行军，一直是分别独立进行的。大的方向一致，具体的路线各不相同。出发之际，我被编入法政学院打前站的小组。

每天，每个行军单位，都要派几个人“打前站”。前面，在写从宣化到深井堡的行军经历时，说到对打前站同学的由衷感佩。这次，自己也成了打前站的成员，体会更为具体、深刻。打前站的必须先于大队到达目的地。当然是力争早出发，但更主要的是靠加快行军速度。比如一天行军五十里，像学校这样的学生、干部大部队，通常要六七个小时，有时会更长。打前站的则要争取每小时走十里，提前一个多小时到达目的地。到达后，一是找村干部号房子，二是找柴粮委员用柴票粮票换柴火和小米。如能找到青菜那更是超额完成任务。盐和油如何解决，记不得了，可能是在大的供应点解决，由本队的炊事员带。房子，在山区，本来极不宽裕，一个小小的山村，或者靠近的两三个小山村，突然来了一二百、三四百人，如何挤得下？先是与村干部尽量发掘可以住的房子，并设法把女同志安排得妥善一点，如在老乡的炕上挤挤，然后是平均分配。那时经常说，用装沙丁鱼的办法，挤不下也得挤。柴粮的准备也很辛苦。要从粮库——有时粮库距离当晚的驻地有好几里地——把上百斤的粮食背到可以做饭的地点；要准备足够的柴火，柴火大多是从分散的农户临时搜集。不论水井多远，一定要挑来足够的水：当晚和次日早上做饭和饮用的水，并且要把房东的水缸挑满。炊事员到达时，要锅里有水，灶里有柴。往往向炊事员交代了布袋里的粮食是多少斤之后，如果锅里的水开了，炊事员就会抱起粮袋向锅里倒小米，分秒必争。那时的行军，是在出发地吃一天的第一餐饭，到达目的地再吃这天的第二餐饭，而中间是七八个小时背着背包的徒步行军。到达目的地之前，大家已经饿得不得了了。

学院打前站的小组还有一项特殊任务。那时，学院除直属队外，还有两三个政治班，每个班一百大几十号人。各政治班，也有自己打前站的。于是就发生有的班打前站的小组到得早，从而占有了好的条件，以致发生争执。于是院部要求学院的前站小组要更早一些到达当天的目的地，主持合理分配“资源”。有一个政治班打前站的，能力特别强，他们往往比学院前站小组到得更早，造成一些既成事实，使学院前站小组处于尴尬境地。学院前站小组组长，记得是高林同志，后来一直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直至在总务长岗位上离休。他是完县人，熟悉这片山区，发誓要最早到达目的地。这天，他在头一天的晚饭里给学院前站组每人留下一个饭团，几乎半夜就出发了。但走错了路，结果还是落在了那个政治班打前站的后面。我，作为组员，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在险峻、陡峭的山路上，有时也不知是不是路，只是跟着组长攀爬，结果竟然没有打成翻身仗，非常懊丧！记不清矛盾后来是如何化解的，那时，学校里人们之间相互关怀的革命情谊很容易把这样的矛盾化解。

编辑  田雯

监制  魏唯 李欣怡

来源 《金融博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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